2003年，一群研究者在《美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回顾了从1979年到1983年间发表于顶级科学期刊的101项研究，这些研究都声称其中的新疗法或新医疗技术“前途无量”。结果，其中只有五项技术在十年内成功上市。在论文发表时，只有一项技术仍被广泛使用。

 2009年，意大利研究者保罗 赞邦尼博士宣称，他通过“疏通”颈部静脉治愈了自己妻子的多发性硬化症。他的理论认为，多发性硬化是血管疾病而非免疫问题。这项研究颠覆了人们的常识，它给患病的人带来了希望。然而不幸的是，赞邦尼的研究更多是炒作而非突破。他的实验样本量太小而且设计糟糕，其他尝试重复实验的研究者都失败了。

 这种循环一直在重复出现：最初的研究承诺了一个“奇迹”，媒体对它大加炒作，而研究者们最终证明，“奇迹”并不存在。奥利斯克斯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她在一次采访中说：“媒体与科学工作者对于新闻的理解存在很大很大差异。对你们而言，新闻的要点在于新，这使得媒体总是关注最新结果。而我的观点是，那些崭新的结论最有可能是错的。”

　记者和观众总是乐于关注科学发现中“前途无量”的那部分。听到可能产生革命性影响、终结疾病之苦的新概念十分激动人心——但这仅仅是“可能”。新闻工作者往往报道得太早，来不及等待科学共同体的验证。这往往将患者和政策制定者引上了浪费、有害或是多余的道路，以希望破灭和失败的医疗告终。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大发现时代。互联网使得知识触手可及，但是更多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多的糟糕信息，所以审慎的态度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如今，期刊发表最新发现，然后公众一拥而上。但事情不该是这样：学术期刊本是用作同行交流，而不是大众消费品。

　在当前的机制下，报道者依靠期刊新闻稿汲取内容，很难抵制“耀眼新发现”的诱惑。我们被鼓励去寻找新奇的主题来写，正如科学家和研究机构需要吸引别人关注他们的工作一样。而患者，自然想要更好的药物，更好的疗法——以及更多希望。

　但是，这样的循环伤害着我们，并且掩盖了研究本应提供的真相。只有当我们远离这种循环时，我们才能更多地关注真正与健康息息相关的事情——例如教育，平等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