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以及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
1980年，有人遇到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 丁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邓拓）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
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 “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陈笑雨没有回家，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陈笑雨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陈笑雨）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邓拓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