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后，杨绛是最早受冲击的学者之一，比丈夫钱钟书还早三天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向来和颜悦色、慢条斯理、温文尔雅的她，很快被罚扫厕所，而且不时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如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最令她尴尬的是剪“阴阳头”，头发剃去一边留一边，成为魔鬼似的半边发。她只好把女儿剪下的旧发找来，自编一顶假发，用来外出遮遮丑。

“文革”期间，无疑是杨绛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但她始终不忘同处逆境中的同事。在“五一六分子”大清查中，青年研究员郑土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无情打击，令他想到了自杀。在自杀前，他想到自己还欠杨绛75元钱，便走进办公室将剩50元的存折和25元现金塞进了杨绛的办公桌内。第二天，杨绛发现后，感到郑土生此时还钱不正常，连忙赶回办公室，正好遇上郑土生。杨绛也没多说什么，只是上前递给他一个小纸包。纸包里是郑土生前天还来的钱和存折，还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要耐心、冷静、坚强。这些钱，我不需要，你拿去买些生活必需品吧！”郑土生后来成为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主编了中国最完备的《莎士比亚全集》。

? 杨绛对同事的关心与帮助，最为感人的是对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同事的支持。随着“文革”的发展变化，他们当中不少的人也身处逆境，成为批斗对象。但她却不计前嫌，总是伸出友谊之手。学部的年轻同事冀元璋曾是一位红卫兵小将。“文革”开始时，他参与过对杨绛的批斗，但后来自己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身陷囹圄。杨绛坚持每月从工资中拿出钱，给他家予以资助，帮助冀元璋度过难关。

杨绛对同事的关心与帮助，无疑源于她人格的修炼，形成一种慈悲为怀的人生态度，也赢得了尊敬与爱戴。“文革”开始不久，一位同事奉命带队到杨绛家“抄家”，出于对杨绛夫妇的敬仰，他只是到她家转了一圈，应付了事。杨绛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后，一度无人敢为她家提供生活服务。家里的生活用煤，只能靠自己利用下班时间多次背回家。一位熟识的工人师傅看到后，顶着“敌我不分”的压力，主动为她送煤上门。这让杨绛一直难忘。

特别是，钱钟书下放后，杨绛在北京被摊派了300块地道用砖。凭她的体力，显然无法完成。当她提出与人换工时，学部的一位年轻人便悄悄地为她做砖上交，不几日把任务完成了。更让杨绛感激的是，她的译稿《堂·吉诃德》遭到红卫兵的收缴，成了“黑材料”。她费尽周折才找到它的下落，但对方总是不肯奉还。一位同事掌握监管“大权”后，深知杨绛的心事，冒着风险，充当“扶危济困的骑士”，把译稿还给了她。
一个人给别人一点关心与帮助并不难，难的是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关心与帮助别人。这一点杨绛先生做到了，无疑令人敬佩。人活在世界上，关心、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关心、帮助自己。在帮助别人走出困境的同时，往往自己也走出了困境。这大概就是杨绛先生应对“文革”的法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