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年9月初，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朱忆天教授在道器网隆重推出了学术众筹——《寻找“南洋姐”——日本“慰安妇”制度系列研究之一》，作为这一学术众筹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学术论文《日本早期在东南亚的扩张先驱：妓女“南洋姐”》发表于《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一期，以下是论文的摘编版。

日本早期在东南亚的扩张先驱：妓女“南洋姐”

朱忆天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日本娼妓的重要活动区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前往东南亚的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必有三道风景映入眼帘：一是到处飘扬的宗主国英国的国旗，二是众多的华工，三是来自日本的“南洋姐”。而所谓的“南洋姐”，指的就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赴海外卖淫的日本娼妓。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新加坡成为东亚和欧洲之间航线的重要停泊港口。伴随着橡胶园、锡矿山等的开发和大量港湾基础设施的建设，青壮年劳力不可或缺。由此，华工势力异军突起。尽管如此，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殖民主义者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最初的“猪仔”贸易只注重于“仔”，即男性苦力的买卖，在他们落脚的地方，很快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

题。

在这一背景之下，“猪花”现象应运而生。“猪花”是指随着华工苦力贸易而来，被卖到海外以卖淫为生的中国女性。有学者认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南洋姐”实际上是“猪花”的一种补充。确实，“南洋姐”和“猪花”的出洋时期，几乎是在19世纪中叶的同一时期，“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蔓延，也基本上与华工活跃的地区重叠。另外，“南洋姐”和“猪花”同处于欧美殖民地的管辖之下，在欧美殖民者看来，二者均是一种稳定社会秩序的“有益”存在。

尽管如此，两者仍存在不少差别：日本是以“南洋姐”为开拓先锋，挺进世界各地，而中国则是以男性苦力打“头阵”进入殖民地；“猪花”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少部分流落北美、夏威夷等地，而“南洋姐”的分布范围显然要广泛得多；另外，“南洋姐”的服务对象更多元化，包括欧美各国的殖民者、欧美企业家、中国商人、当地土著等，而“猪花”的服务对象，则主要还是华工。

在当时日本人的东南亚见闻录中，“南洋姐”经常被涉及。日本海军军医石神亨曾这样回顾：“我于1887年春前往新加坡，当地日本人仅为150人左右，其中10名女性为妓院老板，另有80余名女性为娼妓，从事正业的仅有2、3人，当外国人戏问贵国的一流国货是否就是这些美女时，我背部冷汗不绝”。

1900年，日本近代大文豪夏目漱石在前往英国途中，曾在新加坡短暂停留。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到达新加坡，在松岛吃午饭，这边日本人社区的‘南洋姐’在街上晃悠，这是一种极其奇妙的氛围。”夏目漱石只是简单地外出吃个饭，还是多多少少风闻了一些“南洋姐”的事情，在好奇心的驱动下特意外出观察？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但他所谓的“神妙氛围”，还是为后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1903年，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停靠新加坡。三井物产支店长河村良平汇报说：“日本人的商店以本公司(三井物产)为代表，虽说新加坡的日本人有一千多人，但领事馆在招待上流人士的晚宴上，能出席者不超过20人。其余的全是红袖缠绕、献媚为生的800贱业妇，以及寄生于她们衣食之上的行尸走兽。”

在日俄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数年，东南亚地区的“南洋姐”进入全盛时期。但在1910年之后，规模开始呈缩小之势。1919年12月，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代理山崎平吉决定“废娼”。到1920年代初期，曾经风光一时的“南洋姐”在东南亚的风月舞台上销声匿迹。

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未能在东南亚地区实施“废娼”，是有深层原因的。1892年，日本外务省在《有关移民的外务省的意见》中曾公开表示：第一，根据夏威夷七年间的经验，（日本）移民劳动获得140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这些外汇流入我国，用于开拓荒芜之地、殖产兴业，利在国内；第二，作为间接之利益，海外移民的事业，必然推动海外贸易。日本外务省谨慎地使用了“移民”这一表述，但很明晰的一点是，日本海外“移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南洋姐”。欧洲列强的海外扩张，打头阵的多是海盗和传教士，而日本最初的海外扩张，主力军则是以卖淫为生的“南洋姐”。在日本海外经济实力难以抗衡西方殖民者的大格局之下，“南洋姐”作为一种实用性的输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默许。

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福泽谕吉，也用露骨的表述，为日本政府的立场“背书”：“日本奖励国民的海外移居，这就更需要承认娼妓外出打工，娼妓向海外输出是绝对必要的。日本人移居海外，一般独身前往者居多，移居地人口中，男性比例居高不下，娼妓作为润滑剂，显然是必需的。因此，娼妓外出打工与国人的海外移民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公开认可娼妓外出打工，绝对是一种上策。”

日本政府之所以迟迟难下“废娼”的决心，也与“南洋姐”在海外积蓄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妓院经营者在当地掌握较大的话语权有密切的关系。1897年，适逢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登基60周年庆典，日本领事试图找三井、正金、邮船等进驻新加坡的日本“正业”公司筹集庆祝活动经费，但无功而返，只能逐户拜访日本人开设的“女郎屋”募集捐款，藉此也可以看到“南洋姐”在当地的经济实力与影响程度。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有1902年起日本海外打工者的汇款统计资料。1902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通过汇款及直接带回日本的现钞，总金额为1202万1000日元，而当年日本全国出口总额为2亿5830万日元，当年最大的出口商品是生丝，出口额为7686万日元，第二位是绢织物，出口额为2798万日元，第三位棉花为1990万日元，第四位煤炭为1727万日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贡献的外汇收入排在第五位，成为继生丝、绢织物、棉花、煤炭等原材料之后的最重要创汇来源之一。即便是10年后的1912年，日本产品的输出总额达到6亿2698万日元，输入总额达到6亿1899万日元，经济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贸易顺差微乎其微，“南洋姐”的海外收入，依旧是日本获取外汇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的三井、三菱、横滨正金银行、日本邮船等日资公司、企业大举进入东南亚地区，1918至1919年，日本迎来了“南洋热”的全盛时期，东南亚的日本人数量增加到8000多人，从事贸易、金融等“正业”的日本人势力开始不断发力，“南洋姐”曾经持有的“开拓”者地位急剧下降，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也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摘编自《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众筹链接：http://www.tqnet.org/web/crowd!viewFunding.action?id=77&plat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