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与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密切相关。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这样指出：“基督教国家中现存的卖淫制度，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事业。在日本，事情就显然完全不同了。卖淫是被承认而且被尊敬的一种事业，甚至于有父母要求女儿当娼妓的。通过当娼妓来赚取嫁资的，比比皆是。据有的权威说，日本人对于梅毒有半免疫性的特征。因此，日本娼妓的职业不如别处道德更为严格的地方那样卑贱。”
确实，在日本历史上，有关卖淫带有罪恶感、卑贱感的观念相当稀薄。当然，所谓的“相当稀薄”，并不是说一点也没有，游廓在建立之初就被人们称为“恶所”、“不净之物”，因此，建造游廓的不是一般的工匠，而是那些被称为“青屋”的特殊工匠。但从总体上而言，对“游女”的歧视，并不普遍。日本近世初期的《名女情比》（1681年），专讲妇人之道，说教成分浓厚，在举出的27名模范女性中，“游女”就占了7名。因此，“游女”在那个时代并非被鄙视，有时甚至还是受人尊重的对象。在宗教圣地伊势神宫的外宫和内宫之间，有3英里的开阔空间，在那里，妓女屋密密麻麻连成一排，在欧美人看来，这简直就是非伦理道德和宗教结成了同盟。但在日本传统的宗教设施，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就卖淫而言，在日本人那里，是难以简单地导出“恶德”这一观念的。
日本近世以来形成的封闭的游廓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文化空间，嫖客与娼妓相聚，不仅局限于密室的性欲满足，更要体验艳美的非日常空间文化。日本学者冲浦和光断言：真正的“色事”，是发生在婚姻制度范围之外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日本家族秩序背景之下，“游女”被看作是引领男性欲望燃烧的“尤物”，是男性救济的重要一环，因此，她们也被戴上了“圣娼妇”的光环。没有束缚、自由自在的“游女”世界，更多地成为一种被憧憬的对象。
另外，年轻女性沦为“游女”,很多是出于家庭贫困、父母或兄弟多病等经济方面的原因，对日本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家族制度的共同体而言，这些女性作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很容易被披上“神圣”的外衣。
这种传统的性“宽容”意识，自然也对青年女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大正年间（1912-1926），日本一位小学教师观察长崎附近天草地区的风俗人情后曾这样评述：“这个村的敝风，是充当娼妓并不为耻，而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正是将之视为维持生计的职业，所以不会形成轻视、蔑视的风气。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谷川健一也曾指出：西南日本的农村、渔村，结婚前的肉体交往并非部落中的禁止项目，年轻人之间的同居，跑到女方家中的求欢等，可以说是部落传统支撑下公然认可的行为……异性间的婚前交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九州西边的村落，甚至将之视为对异族人的款待的一种风俗，因此，即便前往海外，以外族人为对象的卖淫，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卖淫，还不如说是出去打工更为合适。
明治维新之后，近代欧美基督教道德观慢慢移植到日本岛内，在接受文明开化的日本知识阶层中间，逐步确立了如下观念——卖淫女是属于非日常世界的特殊女性，是脱落于日常社会的“丑业妇”。但基督教道德观真正渗透到日本底层民众的意识深处，仍需时日，而在这一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南洋姐”已经迈出国门，浩浩荡荡奔向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