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姐”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卖淫为生？许多人都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但这种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贫困是催生“南洋姐”的一大重要原因，但绝非唯一原因。19世纪后半期，除欧美各国之外，贫困的国家和地区比比皆是。在亚洲，比日本更为贫困的菲律宾、泰国等，并没有发生青年女性大规模奔赴海外卖淫的现象。另外，在日本东北部等地区，也有很多贫困的村落和渔村，那些地域的青年女性，亦未出现漂洋过海的风潮。
或许有人会指出，那是因为比起日本东北部地区，九州和南洋的距离较近，但这里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冲绳比九州距离南洋更近，那为何在马来半岛很少看到冲绳出身的“南洋姐”呢？
“南洋姐”大多是从长崎港出发，奔赴世界各地。要解答这一难题，看来有必要从长崎的特殊背景着手。17世纪中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尽管如此，仍然保留了一个对外的窗口——长崎港。据统计，仅1688年一年乘船至长崎的中国人，就达9128人，长崎成为富有中国情调的城市。日本学者大庭修曾指出：“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上就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从江户时代中期起，许多天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人男性卖淫的“游女”群落。
1642年，“长崎奉行所”为加强对“游女”的管理，断然实行集娼政策，将分散各处的“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丸山游廓。经过多年扩张，1692年的丸山游廓容纳了1443名“游女”，与江户吉原、京都岛原、大阪新町齐名，成为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卖淫聚集地。并且，长崎专门为唐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出入。服务唐人的“游女”，被称为“唐人行”、“唐馆行”、“馆内行”等，而出入荷兰馆的“游女”，则被称为“出岛行”、“兰馆行”等。“からゆきさん”（唐人行）的最早出处，也有可能源于此。
1732年，“唐人行”的总数达到24644人次（平均每月2000余人次），“出岛行”329人次（平均每月27人次）；5年后的1737年，前者为16913人次，收取费用84贯之多，后者620人次，收取费用18贯多，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卖淫，成为“丸山游女”重要的收入来源。
上述史实表明，长崎一带面向外国人的卖淫活动是有历史渊源的，以外国人为最优先服务对象的性的雇佣关系，在“丸山游女”那里，就已确立基本形态。过去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分析海外卖淫现象时，往往局限于贫困等要因，并未真正注意到这些女性究竟是向哪个族群的人卖淫。但事实上，长崎历史上已形成了向日本人之外的男性卖淫的“游女”形态，这一特性，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丸山游女”是“南洋姐”的先驱，日本女性面向外国人的卖淫，并非“南洋姐”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