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姐”有不少别名，譬如说“天草女”“岛原族”，这是按照“南洋姐”的出生地来命名的。天草位于熊本县的西南部，靠近长崎，确实，奔向海外的天草出生的女性不在少数，但海外卖淫并非天草的“专卖特许”。在人贩子村冈伊平次统计的他经手的“南洋姐”中，岛原半岛54名，天草只有31名，岛原半岛的数字要远远高于天草。另外，妓院的经营者、人贩子等，也是岛原人居多。为什么把这顶“桂冠”留给天草呢？没有确切的说法。一般而言，天草女性在贫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她们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能够较为顺利地适应气候风土完全相异的海外生活。这种纯朴风情，很吸引人贩子的眼球，也很受妓院老板的欢迎。可能正是这种被广泛认可的氛围，令来自日本各地的“南洋姐”均号称来自天草，由此，“天草女”逐渐变成了“南洋姐”的代名词。

另外，按照“南洋姐”的职业性质，日本国内的废娼运动家，一般将“南洋姐”斥为“丑业妇”、“贱业妇”、“密航妇”等，并经常出现于官方文件中，带有明显的贬义。但“南洋姐”的别称中，影响最深远的，要数“娘子军”这一称呼了。

“娘子军”这一称呼何时出笼，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大陆浪人的“杰作”。据参与新加坡日文杂志《南洋及日本人》编撰工作的大陆浪人回忆：南洋《二六新报》在收到黑龙会、参谋本部、洲崎大八幡妓楼经营者中村传藏等提供的“南洋姐”资料后，以“南洋娘子军”为题，连载了这些女性的故事，这应该是在明治33年（1900）秋至34年（1901）夏之间的事情。

将“南洋姐”比作“娘子军”，视其为向南洋等地开拓的日本国家的前卫部队，这种比喻应该来说是很贴切的。这里面虽然带有一定的调侃成分，但也无法否认大陆浪人、士族阶层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们对“南洋姐”舍身向外的开拓精神抱有敬佩之情，对她们作为尖刀先锋开拓南洋的作用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亦流露出他们很不得志的国家幻想，寄托着其无法实现的志向和淡淡的失落。

多年来，中文网站上流传着“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福泽谕吉的一段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笔者翻遍福泽谕吉的相关著作，没有发现有这样一段原话，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福泽谕吉确实对“南洋姐”海外开拓的尖刀作用，颇为赞同，1896年，福泽谕吉在《有关人民移居和娼妇外出赚钱》一文中公然指出：中日甲午战争清朝的惨败，日本将台湾割据为殖民地，今后日本向海外扩张已成定局。由此，日本的军人和公司职员等积极迈向海外，已成不可避免之潮流。日本奖励国民的海外移居，这就更需要承认娼妇的外出打工，娼妇的海外输出是绝对必要的。另外，日本人的海外移居，一般独身者前往的居多，移居地的人口中，男性比例居高不下，娼妓作为润滑剂，显然也是必需的。因此，娼妇的外出打工与国民的移住，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承的，公开认可娼妓的外出打工，绝对是一种上策。

福泽谕吉虽然没有明确点出“娘子军”一词，但意蕴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