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初期起,“南洋姐”利用中国人喜欢喝茶的特点,在上海四马路、西华德路等地开设了名为“东洋茶楼”的色情场所。
“东洋茶楼”的首创者是日本驻上海领馆的厨师竹中文作,1880年前后,竹中文作在北苏州路开设“东洋茶楼”,以喜欢饮茶的中国人为对象,推出颇具特色的日本糕点。但与其说品尝日本糕点,还不如说日本服务小姐的服饰打扮,更吸引眼球,更具叫座性,一时间盛况空前,不到傍晚,糕点就被一卖而空。
但这种盛况,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这种经营模式失去了新奇感和神秘感。1882年,长崎赌徒青木权次郎招来数十名日本妓女,另辟蹊径,在上海西华德路借“日本女郎屋”之名,大规模组织卖淫,使“东洋茶楼”在上海花柳界声名大振。据统计,当时上海共有“东洋茶楼”16家,其中2家为中国人经营,14家为日本人经营。日本人经营的茶楼收容了69名妓女。据当时日本报纸披露,下列茶楼有人数不等的妓女:四马路“东洋楼”3人、“玉川楼”7人、“关东楼”6人、“长崎屋”4人;四川路“东洋茶馆”3人;江西路“东洋茶馆”3人;英法租界“岩田楼”5人。
上海“东洋茶楼”的风情,基本上是照搬了长崎色情街丸山游廊的一套模式,可以说,上海的“东洋茶楼”,是长崎色情街的翻版或延长线。每家茶楼一般置有七、八名妓女,店主每月可从一名妓女身上获取20-30元的利益。日本作家金一勉在《日本女性哀史》中曾介绍说:1882-1883年是“东洋茶楼”作为色情场所的全盛时期,几乎都是说长崎方言的日本妓女,在上海花柳界吸引了约七、八百嫖客。
上海记者邹弢在1884年出版的《春江灯市录》中,曾这样描述过“东洋茶楼”的盛况:
东洋妓馆在虹口白渡桥一带,而四马路亦有数家,即东洋茶室也。惟虹口坐客地方稍逊,人亦欠佳,余从未一往。在洋场南偏者,有开东楼、美满寿、玉川楼、艳丽阁、步云阁、开和来、东美阁、品香社、登瀛阁诸名目,凡二十余家皆标设招牌。虹口则并无招牌,须熟游之人方能辨识。
从邹弢的描述可以看出,东洋茶楼沿租界从北到南铺开,大致分为三大区域:虹口、四马路、“洋场偏南(法租界)”,高级店主要集中于南边,嫖客主要以西洋人为主。北边的虹口等地,则主要面向本地人。
为配合“东洋茶楼”日趋兴旺之势,1884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东语简要》的日语教科书。作序者称:继英法美等西方列强之后,“日人于租界建房屋、创市肆,鳞次栉比,即茶寮之增艳斗丽,亦可谓酒天花国中,别树一帜矣。惟我人之欲啜茗消愁者,苦于语言不通,徒呼负负,亦岂非一憾事乎?” 作序者坦言,编撰此书,主要还是为了便于嫖客与“南洋姐”的沟通,因此,书中出现的“你多大年纪”“你住在何处”“你叫什么名字”“坐马车去游玩”等内容,均是为中国嫖客与“南洋姐”的交流量身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