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初期起，“南洋姐”利用中国人喜欢喝茶的特点，在上海四马路、西华德路等地开设了名为“东洋茶楼”的色情场所。

“东洋茶楼”的首创者是日本驻上海领馆的厨师竹中文作，1880年前后，竹中文作在北苏州路开设“东洋茶楼”，以喜欢饮茶的中国人为对象，推出颇具特色的日本糕点。但与其说品尝日本糕点，还不如说日本服务小姐的服饰打扮，更吸引眼球，更具叫座性，一时间盛况空前，不到傍晚，糕点就被一卖而空。

但这种盛况，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这种经营模式失去了新奇感和神秘感。1882年，长崎赌徒青木权次郎招来数十名日本妓女，另辟蹊径，在上海西华德路借“日本女郎屋”之名，大规模组织卖淫，使“东洋茶楼”在上海花柳界声名大振。据统计，当时上海共有“东洋茶楼”16家，其中2家为中国人经营，14家为日本人经营。日本人经营的茶楼收容了69名妓女。据当时日本报纸披露，下列茶楼有人数不等的妓女：四马路“东洋楼”3人、“玉川楼”7人、“关东楼”6人、“长崎屋”4人；四川路“东洋茶馆”3人；江西路“东洋茶馆”3人；英法租界“岩田楼”5人。

上海“东洋茶楼”的风情，基本上是照搬了长崎色情街丸山游廊的一套模式，可以说，上海的“东洋茶楼”，是长崎色情街的翻版或延长线。每家茶楼一般置有七、八名妓女，店主每月可从一名妓女身上获取20－30元的利益。日本作家金一勉在《日本女性哀史》中曾介绍说：1882－1883年是“东洋茶楼”作为色情场所的全盛时期，几乎都是说长崎方言的日本妓女，在上海花柳界吸引了约七、八百嫖客。

上海记者邹弢在1884年出版的《春江灯市录》中，曾这样描述过“东洋茶楼”的盛况：

东洋妓馆在虹口白渡桥一带，而四马路亦有数家，即东洋茶室也。惟虹口坐客地方稍逊，人亦欠佳，余从未一往。在洋场南偏者，有开东楼、美满寿、玉川楼、艳丽阁、步云阁、开和来、东美阁、品香社、登瀛阁诸名目，凡二十余家皆标设招牌。虹口则并无招牌，须熟游之人方能辨识。

从邹弢的描述可以看出，东洋茶楼沿租界从北到南铺开，大致分为三大区域：虹口、四马路、“洋场偏南（法租界）”，高级店主要集中于南边，嫖客主要以西洋人为主。北边的虹口等地，则主要面向本地人。

为配合“东洋茶楼”日趋兴旺之势，1884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东语简要》的日语教科书。作序者称：继英法美等西方列强之后，“日人于租界建房屋、创市肆，鳞次栉比，即茶寮之增艳斗丽，亦可谓酒天花国中，别树一帜矣。惟我人之欲啜茗消愁者，苦于语言不通，徒呼负负，亦岂非一憾事乎？” 作序者坦言，编撰此书，主要还是为了便于嫖客与“南洋姐”的沟通，因此，书中出现的“你多大年纪”“你住在何处”“你叫什么名字”“坐马车去游玩”等内容，均是为中国嫖客与“南洋姐”的交流量身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