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南洋姐”登陆中国，其重要据点首推上海。明治维新以后，来自长崎色情街的妓女开始抵达上海。最早来到上海的是名为“三三”（珊珊）的日本妓女，她于1869年抵达上海，名噪一时。
直到明治中期，长崎一直都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中心地。自古以来，诸如生产稻米的技术、语言、佛教等，都是从长崎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奠定基础的。不仅如此，上海甚至比东京离长崎更近。在长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海真是近啊！去东京,要以水代酒告别一下。去上海的话,只要穿着浴衣去就行了。”对长崎一带的人来说，上海是穿着木制拖鞋、刮一把胡须就可以抵达的地方，是一种近在咫尺的存在。另外，上海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外国人不必持护照也可以登陆的大城市。不会被盘查身份，就可以置身于异国的大都会之中，这对偷渡的“南洋姐”来说，显然是很有魅力的。
日本人在上海人口显著增加的时期，为1876年至1885年的10年间,从100人左右一跃达到千人以上。日本大藏省商务局编《清国巡回报告》,统计了1878年当时上海在留的日本人,当时有案可查的为170余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南洋姐”。1878年12月11日《读卖新闻》朝刊第二版报道：长崎的普通少女，无论容貌如何，一到一定年龄，就纷纷前往上海谋生，导致长崎商家人手不足。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那么，当时“南洋姐”在上海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清国巡回报告》中的统计数据。
1878年前后，前往上海卖淫的“南洋姐”激增，这与日本西南战争有着很大的关联。由于战争后遗症，当时日本国内市场一片凋零，女性的谋生日趋艰难。在这种背景之下，西洋列强频繁进出的上海港，自然成为“南洋姐”的首选之地。
1879年3月1日的《朝野新闻》，刊载了鹿尔岛县士族名流铃木恭义的提议。他主张将苦于生计的日本卖淫女带到上海，规定一定的从事卖淫的时间，等到服务期满，并明确了今后赖以谋生的手段，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方可允许这些女子回到日本。铃木恭义自诩这是“古今独一无二的妙案”。这一“妙案”，还同时刊载在1879年3月1日的《读卖新闻》朝刊的第三面，在日本国内竟博得不少叫好之声。
??在那个时代，像铃木恭义这样的日本人，对上海的租界，还是抱有一种理想化色彩的幻想的，以为上海遍地是黄金。但事实上，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洗劫之后，上海的诸多建筑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同时，19世纪70年代末期，那些为避难而留在上海的富有人士纷纷返乡，上海的地价暴落，经济失去活力，并非人间天堂。因此，这一时段“南洋姐”的上海淘金，尚未进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