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会理事长成思危同志，因病于 2015 年 7 月 12 日 0 时 34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0 岁。
成思危生前工作的最后岗位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对成思危教授的去世，中国科学院大学全体师生表示沉痛哀悼。
成思危 1935 年 6 月出生于北京，1984 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在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涉及决策科学、虚拟经济、创业与风险投资以及虚拟商务等。他系统研究了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并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问题，创立了虚拟经济理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中国金融改革与实践，积极研究和推动创业与风险投资、虚拟商务在中国的发展，被誉为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他于 2008 年获得加拿大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年度全球人物奖，2010 年获得美国百人会颁发的杰出华人贡献奖，2011 年获得亚洲基金会授予的 “田长霖杰出学者奖”，2014 年获得复旦管理学 “终身成就奖”。
自 2002 年 9 月起，成思危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他亲自参与制定该院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将学院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内一流的研究型管理学院。2015 年 5 月，该院在职 MBA(工商管理硕士)、脱产 MBA、金融 MBA、创业 MBA 四个项目，全部通过了 MBA 国际认证。这是国科大管理学院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商学院权威认证资格，标志着管理学院的 MBA 教育质量得到了国际认可。
成思危的座右铭是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中国科学院大学方面表示，在经济学领域，他用渊博的学识和理性的思维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青年人才、探索理论前沿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 / 钟欣
人物
“治学和从政都为报国”
就在一个月以前，6 月 11 日，成思危八十大寿，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为他祝寿。成思危赋诗写下诗歌《八十回眸》：畅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
这首诗歌浓缩了成思危走过的 80 载人生路。昨日，成思危与世长辞。他的女儿也通过媒体用这首诗感谢人们的慰问，希望和社会各界一起为成思危先生送行和祈福。
人生三次转折都为报国
1994 年，60 岁的无党派人士成思危作为化工部副部长即将退休。10 月的一天，时任民建领导孙起孟找到成思危，动员他加入民建。
“我知道你在政协很积极，每年都有发言，但是你的发言领导上基本看不到，你不是希望你的建议能够被领导所接受吗？那么你如果参加党派的话，你可以直接跟领导人对话。”
成思危本想就此退休，教教书、到处走走，然而孙起孟的这一句话打动了他。
“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成思危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这已经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大转弯。
此前，从化工部沈阳研究所当技术员开始。成思危已经在化工领域工作了 38 年，同时，他在经济和管理方面也颇有造诣。1981 年，46 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赴美国学习管理。“我感到中国不光是科技落后，中国的管理更加落后。” 近 50 岁的人在美国边翻字典边看书，取得了三个 A 和一个 A + 的优异成绩，并发表了数十篇颇有见地的论文。完成学习后，美国一些大公司的研究机构邀请他留美工作，他毅然返回了中国。
为了国家，放弃优渥的生活，成思危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成思危的父亲是著名报人成舍我，一生经过奋斗最终在台湾创下成氏 “新闻帝国”。在成思危 16 岁时，家里已经在香港住上了大房子，但他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孤身离家北上广州，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弯。
在几十年后，当考虑加入民建一事时，他曾经有过犹豫。“可又想：我两次义无反顾地回到国内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报国吗？现在面对着一个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的机会，我能后退吗？” 成思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提议 “风投” 和 “自贸区”
1995 年 1 月，成思危加入民建，当年 12 月连跳三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副主席。1997 年，成思危成为民建中央主席，随后又连续担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到 2008 年。
成思危用 “一生中最辉煌的 11 年” 来形容在民建的日子。那些年，他最大的成就即为 1998 年在全国政协提出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 “一号提案”。此外，2003 年，成思危出了一本书，名为《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提出 “境内关外，适当放开；港区结合，协调发展；物流主导，综合配套；统一政策，属地管理”。“现在自由贸易区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说还是我们当年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成思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 作为学者参政，成思危认为，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我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
身处高位仍敢于直言
从 1998 年到 2008 年，成思危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居高位的他仍然时常在各种场合 “发声”，在他此前的发言和文章中，开头经常都是 “今天我想以一个学者的身份……”
成思危尤其 “爱说” 股市，他关心中小投资者群体，认为 “让中小投资者赔，这就不是一个公平的股市”。有媒体曾把成思危称作 “股民的朋友”，这样的头衔对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来说十分罕见。
对于在股市等公共问题上的大胆发言，成思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强调，我是以学者的身份讲话的，但是人们还是不大理解。”
“不要把我的想法误认为是政府的想法。” 成思危曾说，自己在人大发表的意见估计有 30% 左右没有被采纳。
退休后的成思危依然在公共话题上十分活跃，经常建言。今年 5 月，他还在人民日报刊文，谈金融改革战略观问题。他认为，一些人在金融领域国际合作上主张 “阴谋论”，与实际情况不符。金融安全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草木皆兵，金融改革不可错失良机。
“学者范” 官员退休后回归学界
在从政期间，成思危从未放弃治学，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学术职务，带博士研究生，每天午夜方寝，凌晨 6 时许起床，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做了 10 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假。
2008 年即将从政坛退下来时，成思危说自己会回到学术工作中，“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他继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担任院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该学院的一位学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成思危一直担任院长，虽不是每天都来，但每个月都会出现，指导学生。
昨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也成立了追思小组，准备配合中央进行下一步的追思工作。
文 / 本报记者 赵婧姝
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版》、《南方周末》、央广网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