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日寇凭其多年阴谋准备的坚甲利兵、飞机大炮，攻城略地，大举侵略中国。致使我国土一片片沦丧，亿万人民群众纷纷逃难，背井离乡。敌人狂妄地以为可以迅速灭亡中国，但事实证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全国军民奋勇抵抗，抵御敌人的疯狂进攻，保住了半壁河山，粉碎了日寇迅速灭亡中国的痴心妄想。

我在解放后任职的大公报社当年从天津、上海、汉口辗转西迁到重庆后，从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曾四次遭到日机轰炸，馆舍成为一片瓦砾，全体职工无处栖身，夜间露宿街头。工厂被毁，工人们就在防空洞里坚持印报。战时经常停电，工人们挥汗如雨，硬是用手摇印刷机把一张张报纸印出来。时任报社领导张季鸾、王芸生商定，由王芸生执笔，写出一篇令时人叫绝的社评，题目是《我们在割稻子》。文中说：“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敌机连续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在割稻子，这是我们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割稻子”这一象征用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大无畏气概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国难期间，在长江两岸、黄河之滨、云贵高原、岭南盆地，到处都可看到衣衫褴褛但生气勃勃的青年们锻炼体魄的身影，听到他们高昂而不辍的琅琅读书声，这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之一大特色，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复兴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我就是流亡学生中的一分子，先后在四川合江县桂溪元村国立十六中初中分校和永川县北山十六中高中部学习，并按时毕业、升学。在战火纷飞中，在隆隆轰炸声中，得到锻炼成长的机会，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苦难经历变成了人生巨大的精神财富。

一座座国立中学应运而生

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凭考分择优录取，从未间断，招生数字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在数十万人以上。

“敌人来了，可奈何！”很多青少年不愿做亡国奴，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陆续向西南、西北、中南、华南撤退，他们离开原学校，冒着敌机的轰炸，一路逶迤，奔向大后方。

初到大后方，他们不仅衣食无着，一时也无书可读。国民党统治区的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救助流亡青少年，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救救大后方青年》的社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救助流亡学生，从1937年12月开始，着手筹建专为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

抗战前，社会上没有国立中学的建制，公立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管理，如省立、市立和县立。抗战兴起，为了鼓励东部地区的中等学校内迁，安置失学少年，便首先在河南、山西、甘肃、四川、贵州五省设立国立中学，这原本是国民政府的一种战时手段和应急措施。

从1937年底到1938年底，是组建国立中学的混乱时期。由于许多措施均带有临时性质，最早成立的国立中学都是以学校内迁到某省来冠名，如东部某地的中学迁到内地某省，即命名为某省临时中学，如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国立贵州临时中学。由于“临中”给人以不正规的感觉，不久，教育部便明令取消“临时”二字，直接以省份命名了。

进入1939年，中国半壁河山陆续陷落，已组建的国立中学不得不再次或多次在敌寇侵袭和飞机轰炸声中后撤，校名也就一改再改。由于沦陷区的扩大，流亡学生不断增加，又成立了许多新学校。

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就以收容多数学生所来自的省份命名，如国立山东中学、国立湖北中学等。但这种命名方式有时会自相矛盾，如从河南撤退到甘肃的中学，不论命名为河南中学或者甘肃中学，都与已有的校名重复，只能取名国立河南、甘肃第二中学。仅从当时学校仓促取名也可以看出，战时教育战线是何等混乱。

从1939年8月起，教育部决定国立中学不再以省名来命名，而改按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命名。如国立一中于1937年12月在河南淅川上集镇成立，开始叫国立河南临时中学，并在河南西峡和涌泉观两地设立了两个分校，用以接收河北省、绥远省和北平市、天津市逃出的流亡学生，让他们有饭吃、有书读。1944年，因战区形势变化，国立一中又内迁到陕西城固，直到抗战胜利。

国立二中原名国立四川临时中学，成立于1938年3月，设在四川合川，主要接收苏、浙、皖、沪省市流亡学生。

国立三中于1938年3月在贵州铜仁成立，原名国立贵州临时中学，接受在长沙、贵阳登记的华南各省流亡学生。

此后，按顺序成立的国立中学有：国立四中于1938年3月在陕西安康成立；国立五中于1938年3月在甘肃天水玉泉观组建；国立六中，由原山东省立一中和齐光中学等学校联合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成；国立七中，设在陕西洋县；国立八中，设在湖南乾县（现湘西吉首市）；国立九中，设在四川江津德感坝；国立十中，设在甘肃清水；国立十一中，先设在湖南武冈（现洞口县），日寇侵湘后，西迁至溆浦、辰溪等地；国立十二中，设在四川长寿；国立十三中，设在江西吉安；国立十四中，设在贵阳；国立十五中，设在四川荣昌；国立十六中，设在四川永川，初中分校设在四川合江；国立十七中，设在四川江津白沙；国立十八中，设在四川三台；国立十九中，设在浙江江山；国立二十中，设在湖南芷江；国立二十一中，先设在安徽太和，后迁至陕西山阳和蓝田；国立二十二中，先设在安徽阜阳，后迁至陕西汉阴和安康，1942年8月又在四川合江专门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在贵阳桐梓设立分校，也称国立第二女子中学。

全面抗战开始后，许多爱国华侨纷纷返国参加抗战。为收容大批华侨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陆续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国立华侨一中，在四川綦江建立国立华侨二中，在广东乐昌建立国立华侨三中。

此外，战时用“国立”字头的中学还有国立中央大学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另在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成立了国立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全面抗战八年期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凭考分择优录取，从未间断，招生数字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在数十万人以上。

因陋就简教师呕心沥血

当年站在各国立中学杏坛上的教师队伍，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自身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

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远离了战场和敌机轰炸。

日寇对我后方搞“疲劳轰炸”，不分昼夜派飞机来袭扰，或成群结队，或两三架次，持续飞抵我上空，有时狂轰滥炸，有时只投少量炸弹，飞来飞去，警报长时间不得解除。就以合江为例，当时不过是一个三等小县，只有一道小街，也被轰炸了三次，所有房屋俱被夷平。所幸我校远距县城18里，又在长江对面，你炸你的，我们照常上课，能奈我何！

国立中学学生全部住校，朝夕与共。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户无玻璃，宿舍是双层木板床的大统舱。膳厅有木桌无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桩，以竹片编成篱笆，糊上泥巴做墙，屋顶覆盖稻草，仅能遮蔽风雨而已。

教学设备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堪称“凤毛麟角”，几乎是聊胜于无。体育器材更是“绝无仅有”。记得我当年就读的容纳500多师生的国立十六中初中分校，一学期体育器材购置费买不了一个篮球。全校仅有的一个篮球，只供校队打比赛时用，一般学生一学期也摸不到一次球。

教科书是用“嘉乐纸”（一种质量很次的再生纸）印刷的，因色泽褐黄，字迹难辨，又因纸脆容易破损而不耐翻阅。即使这样，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连课本也没有，只能用手抄讲义。做作业的竹纸（草纸）薄如蝉翼，只能用铅笔轻写，时间稍久，字迹便模糊不清。若使用毛笔，则墨透纸背，污染桌面。大家多使用蘸水笔，买一个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书写，墨水用蓝色染料和清水自己制作。晚上校舍一片漆黑，惟有教室中闪烁着灯亮，那是供晚自习时点的桐油灯，两人共用一盏，灯草顶端发出如豆的荧光。自习下来，学生的鼻孔都是黑黝黝的。

各校从敌占区和前方后撤的教师们，有的携家带口，有的是单身，他们和学生同住在校舍内，生活环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大都爱国家、爱学校、爱青年，不顾清贫，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回首当年站在各国立中学杏坛上的教师队伍，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自身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呕心沥血地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当年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做人的道理和确立的人生观，时至今日，犹使学子感到受益匪浅。

清贫困苦学子发愤攻读

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却是昂扬向上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时空，都在快乐地寻找彩虹一般的青春梦。

因长期浴血奋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教育部只能对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制度。初中生每人每月口粮两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粮），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副食品和营养更谈不上了，莲花白、牛皮菜、老苋菜、带老茎的空心菜、连根带叶的小萝卜，要从上市吃到下市，水发蚕豆（胡豆）、酸菜汤则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时一餐饭的菜肴仅是平均每人16颗盐水煮蚕豆。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是最大的痛楚。一两个月或许才能吃上一次猪肉，称为“打牙祭”。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已响，虽在夏季，患病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正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学生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瘙痒不止，多半是个“疥疮客”；也有的学生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面庞泛起红潮，且咳嗽不止，这是不幸患了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每到夜晚，黑灯瞎火，还有不少学生，双目失明，经常碰得鼻青脸肿的，那是因营养不良而患了夜盲症。

一年四季，学生们无不忍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煎熬。春季雨水连绵，阴冷潮湿，洗的衣服数日不干。道路泥泞，缺鞋少袜，只有打赤脚行走，还要不时远赴十多里外的江边背米。夏秋两季最为难受的是蚊蝇臭虫和跳蚤的叮咬，虽有蚊帐，但一个晚自习下来，两腿和臂膀上布满一个个大包。木床上的臭虫多得数不过来，翻一次身就压死几个，一觉醒来，满床都是血印。各学校均无取暖设备，每到寒冬腊月，教室和寝室四面透风，寒气袭人，有不少学生手足和耳朵都会生冻疮。

生活苦则苦矣，但学子们共赴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没有抱怨，更没有当逃兵。他们刻苦攻读，安之若素。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却是昂扬向上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时空，都在快乐地寻找彩虹一般的青春梦。

功课压力是很重的，学子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完成。每天的课程表上，七节课排得满满的。各科作业都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总觉时间不够用。大多数学生每天吃饭、做操、上下课，一脑门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考试。

流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籍贯的人亲密相处，绝无狭隘的排他乡土观念，也没有“文人相轻”的思想，而是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以我所在的十六中初中分校为例，以籍贯分，鄂籍学生约占半数，苏、豫两地次之，人数较少的有东三省和冀、鲁、晋、皖、浙、赣、湘、粤、闽等省份，还有川、黔省籍的人。因为地域不同，口音也不一样，所以校内、班内都是南腔北调，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乍听起来，好像今日之相声剧。我的同窗林长治经过多年观察，作了归纳：就以“打倒日本鬼子”这句口号来说，发音各有不同，东北营（人）喊“打倒一（日）本鬼子”，湖北忍（人）喊“打倒二（日）本鬼子”，江浙神（人）喊“打倒四（日）本鬼子”，而上海宁（人）口音又有别于江浙，他们喊“打倒十（日）本鬼子”。林长治笑着说，唯独没有人喊“打倒三(日）本鬼子”的。

虽然生活清苦、功课繁重，同学们依然乐观向上，组织各种课余活动，成立歌咏队、戏剧社、文学组、京剧班，大唱抗战歌曲，排演进步话剧，练习西皮二黄，丰富文化生活。走进各国立中学校园，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向教育史上的特殊篇章致敬

国立中学的存在，使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为继续深造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祖国锻炼熔铸出大批栋梁之材。

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日寇投降后的1946年。八年全面抗战，八年艰苦办学，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广大师生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为了恢复全国正常的教育体系，教育部给每个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及返乡路费，令各回原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遂自行解散，不复存在。

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极其特殊的篇章。怎样看待和评价昔日的国立中学？追忆往事，翻阅旧章，不禁思潮滚滚而来。

在当时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体制下，政府对国立中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对流亡学生则实行全面的由国家供给低标准的免费教育。虽然后来改为“贷金”，实质上仍是全部免费。当时作出这样一个重要抉择，是颇为不易的。

将大批撤退后方流离失所的爱国教师加以收容聚集，组建成一支庞大的、爱国的、敬业的教师队伍，由他们把众多无知、少知的青少年教育成材，这是一大成功。虽然当时国立中学办学条件很差，但教学质量却相对较高，就是凭借这支总体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艰苦创业、精心培育得来的。

将众多战时流离失所的青少年收容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个“大家庭”，使他们有饭吃、有学校住、有书读、有人管教，摆脱了因战争造成蹉跎青春年华的厄运，这是一大功德。国立中学绝大部分是实施基础教育的普通中学，以文化知识课为主体，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比较全面、完整。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为继续深造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培养出大量国之英才。

国立中学的课程安排虽有公民课，后期又加了军训课，并有“总理纪念周”训话的例行公事，但所占课时比重不大，政治色彩也不明显。学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到授课教师的潜移默化熏陶，基本倾向是爱国、抗日的。

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战期间，彼此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就大后方开办国立中学而言，是国民政府在战时履行其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其初衷似乎并未在争夺青少年上多做文章。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解放区也以不同方式办学，积极召唤、收容、教育了一批又一批有为的青年，成为后来各条战线上的精英骨干。例如在陕北就举办了抗大、陕北公学、中国女大、鲁艺等院校。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很多国立中学学生奋然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缅参战，不少人牺牲了宝贵生命。

国立中学像巨大的炼钢炉一样，为祖国为人民锻炼熔铸出大批栋梁之材。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全国解放后，这批学生怀着深厚的底蕴，投身到各个高等学府和各条战线，继续完善和钻研学业，充实自己，个个努力，在各行各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和领导人。

每所国立中学都可以罗列出一连串有特殊贡献的学生名字。说起从国立中学产生的光彩夺目或有杰出贡献学生的名字，首先要提到国立九中学生、“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是国立八中学生。国防科工委前主任丁衡高上将和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瑞士苏黎世学院博导许靖华，曾是国立中大附中学生。文化部原副部长、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说：“国立六中是我少年流亡时期的母校，是我奔赴延安的出发地。”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友至今都怀念他们的同学、著名诗人郭小川。我所在的国立十六中，也有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聂璧初，曾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和中共十二大代表、医学博士生导师叶世铎，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吴旻，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陈星弼，世界上最先穿越塔里木盆地的高级工程师夏公君，以及三次参加核爆炸试验的电讯专家曾德汲等知名人物，从战时国立中学走出的学生可以说人才济济。由于信息不全，我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不一而足。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过来人，我愿追忆70年前亲历的难忘岁月，并把它记录下来，以纪念伟大的胜利。（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张颂甲 图片来源：张颂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