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依然是中国现代大学追求的一个美妙理想、一个非常现实的“中国梦”。

　
　　■左玉河
　　　
　　传统中国的学术中心在各级官学及书院，而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则移至大学与专业研究所。今天所说的大学迥异于古代太学、国子监、翰林院，它是现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式组织。教授、学生、院系、学科、图书馆、实验室、评议会、出版基金、学报及学术会议诸元素所构成的中国大学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到现在已逾百年。回望中国百年大学历程，我们仍然留有一大梦想：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西方近代大学的核心理念
　　
　　现代大学既是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机构，亦为创造新知识的处所。教学与研究，或曰知识传授与知识生产，乃为现代大学的两大目标。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西方近代大学的核心理念。
　　
　　中国在移植西方近代大学制度时，蔡元培、胡适等人对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有深刻体认。蔡氏总结北大特色说：“一研究学问。二思想自由。无论何种学派思想，概不干涉。”蔡元培负责起草的《大学令》，将学术研究定为大学主要职责：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此项宗旨成为民国时期大学建构的基本目标。
　　
　　教授治校：大学评议会与教授会
　　
　　西方大学制度不仅体现在学科分布、学院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大学独立”之制度设计上。德国大学制度多倾向于设置评议会，由教授们组成评议会，校长一般由评议会产生。该项制度的核心理念为“大学独立”。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均是其在不同层面的反映。
　　
　　所谓“教授治校”，乃是由大学教授自己治理大学。此项原则实乃西方大学自治传统之体现。中国现代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大学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并赋予其重大权力上。设立大学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实为大学“教授治校”原则的具体体现，亦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之制度性保障。
　　
　　真正将“教授治校”原则付诸实施并在制度上予以保障者，当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设评议会及教授会之尝试，对全国各地大学产生了重要示范效应，其他大学纷纷加以效仿。

　
　　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原则的维护
　
　　教授治校，保障了现代大学的真正独立，使其免受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分干涉，堪称大学“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教授治校”的潜台词，即为“学术与政治之分离”。但在中国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教授治校”原则也遭遇挑战。1924年初，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令》，设立大学董事会和校务会议，减弱了以教授为主体的大学评议会权力，危及现代大学“教授治校”原则。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各国立大学对此坚决抵制，董事会制度未能实施，“教授治校”原则在这场风波中得以维护。
　
　　学术统制：政府对大学的政治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本着“以党治国”原则，加强对各国立大学的政治控制。政府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实行三民主义和党化教育，在大学中开设党义课，推行训育制度；二、以行政手段干预大学教学及学术研究，将政治势力渗透到大学与研究机构中，进行所谓“学术统制”；三、强化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控制学术成果发表出版之自由。国民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干涉，使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出现了职业官僚化、教授营业化、学生政治化倾向，大学“行政化”日趋严重。
　　
　　中国现代大学坚守的“教授治校”原则及制度设计，与国民政府控制大学的做法必然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清华校长吴南轩之去留风波中得到集中体现。1931年，国民政府任命吴南轩接任罗家伦为清华校长。吴氏到校以后，积极扩充其个人权限，破坏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原则，从而引起清华教授们的不满。1931年5月28日，清华大学教授们召集教授会，以32票对2票通过决议：请教育部撤换清华校长吴南轩。驱逐吴南轩风潮，表面上看似一场校长去留的政治风波，但实际上更可视为中国现代大学极力维护“教授治校”原则的一次正面抗争。
　　
　　独立与自由：现代大学之魂
　　

　　“学术自由”之基本意义，是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职之恐惧的自由”。这样的条件和环境，需要制度性的规定加以保障。如果说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则学术独立便是现代大学的灵魂。“大学独立”，成为维护“学术自由”的题内之义。

　
　　保持学术自由及学术独立，无法回避学术与政治关系。学术独立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真正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绝对自由。正因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脱离政治影响而独立存在，故才有如何处理好政治与学术之关系问题。所以该问题可以表述为：学术研究如何保持与政治的距离？
　　
　　抱有非政治、非实用、非功利之动机，以探求知识为目的，是对学术独立及学术自由之基本要求。故学术界与政治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界域，抱定“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理念，应划定学界与政界之界域，保持“学界”之相对独立性，与政治上之各种思潮及派别保持相当的距离。
　
　　同时，政府不能过多干涉学术研究机构之学术研究，政治势力不能渗透到大学及研究机构中，更不能因此影响学术研究及知识传承。胡适认为，学术研究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力倡保持学界独立与学术自由。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学术发展逐渐从“团体运动时代”进入“国家主义时代”，国家倾其全力来发展学术文化事业，学术研究日益纳入了国家战略发展的轨道，学术研究的计划性前所未有地强化，国家权力干预学术研究的强度同样得到了空前强化。
　　
　　在学术计划性成为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趋势下，如何保持必要的学术自由便显得格外突出。必须时刻警惕政府对学术自由之扼杀，保持学术研究必需的相对独立性。其保持之道，是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来制衡政府的学术统制。
　　
　　总之，政治势力对学术自由的干预、对现代大学的政治控制、对大学“教授治校”原则的破坏及对“大学独立”的摧残，具体表现为“学术统制”。换言之，学术统制是政治势力干预学术自由行为的集中体现。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维护“教授治校”原则和“学术自由”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保障了大学的相对独立和有限的学术自由之空间。但中国现代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长期存在并发挥影响。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
　
　　“学术自由”，依然是中国现代大学追求的一个美妙理想、一个非常现实的“中国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06-10 第7版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