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闻热点是“大师”王林因命案被警方捉去。王林品牌的诸多奇迹又在人们的笑谈中成为打发无聊时光的谈资。回想上个世纪90年代，神功遍地，大师云聚。这几年大师们行走江湖的身影少了许多，已经变成隔几年出一个的寥落状态，是否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今天的民众有了更多的辨别能力。如果这么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黑格尔曾说：我从历史中知道人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黑翁此言屡屡应验，笔者之所以对王林大师感兴趣，是因为王林大师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师们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营销策略，而且非常“成功”，如果不是涉及命案，可能至今都会逍遥自在。九十年代的那些“大师”们走的是低端路线，靠信众数量取胜，薄利多销，这个模式在当前的体制下会面临严重的政治风险。当下的大师们选取的是高端路线，采取专卖店模式，精准销售，它所关注的潜在消费群体是明星与达官贵人。这部分人群虽然数量少，但消费能力惊人，因而，两代大师在不同的营销战略下取得的收益是旗鼓相当的，而且专卖店模式更加隐蔽安全。相信经过这次事件的曝光与持续深挖，明星政要们的市场会出现萎缩现象，而大师们所提供的虚假产品仍有广大市场，毕竟社会需求仍在，因而，我们有理由担心，那些潜在的各路大师们会重新把目光转向那些曾被冷落的公众。公众由于眼界与知识储备的有限，上当受骗的门槛更低，因而，他们再次遭受蒙骗的可能性仍然巨大。如何防范这种潜在的危机，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大科普工作的力度，在大师们再次转向民众的行动之前，科普率先行动。通过倒逼机制，提升公众的整体知识基准线，增加未来“大师”们行骗的难度。
客观地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科普现状并不理想，虽然有着高大上的名头，却仍然敌不过各类粗俗的邪教，其真实境况可想而知。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科普事业的未老先衰呢？只要简单看一下科普传播的结构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通常来说狭义科普的运行结构是这样的：科普内容的制作者、传播渠道与受众的需求。造成中国科普传播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科普综合征”，即中国科普效果不理想不是单一主因导致的，而是所有的环节都存在严重的缺陷，由此，才导致科普事业的未老先衰。把造成中国科普综合征的原因拆分出来就是如下三类：其一，高质量的科普内容严重不足；其二，传播渠道单一化；其三，单一供给与公众的多元化需求无法匹配。抛开传播环节不谈，仅就科普内容的制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偏好差异而言，双方之间就缺乏真实的相互了解，由此形成的供需矛盾比较特殊：所供之物无需求；所需之物无供给。科普综合征就是当下这种科普模式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之前，需要对科普内容做一点简单分析。我们的科普内容选择严重背离市场的多元化需求，而真实市场需求是巨大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怎么会有各种邪教的流行以及各路大师层出不穷的现象呢？由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得不到精准的关切，科普也就沦落为自说自话与孤芳自赏，最后造成科普的从业者失去信心。究其原因，皆在于我们的科普内容选择大多是权力部门的意志体现，经常无视、甚至不知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往往偏重于狭义的科技内容，枯燥乏味，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久而久之，自然造成双方的相互漠视，在这种相互不理解中，需求空间被劣质精神产品轻松填充，结果整个社会都输了。为此，在重塑科普结构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以往的“窄内容”科普，向包含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在内的“宽内容”科普转变，以此呼应社会对于多元化精神产品的迫切需求。理顺了这个链条的基本结构之后，我们问题就聚焦在由谁来制造这种宽内容的科普产品？
笔者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为保证科普质量，科普作品要由以下三类科技工作者来提供：其一，承担重大前沿项目的科技工作者。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够获得重大项目，直接肯定了其学术水准，这就为科普工作的可信性提供了初始保证，因此，他有责任以通俗的方式回馈社会的资助与关切。从长远来讲，科学家们必须尽早意识到向公众介绍自己工作的深远影响，这也是科技界为未来实行公共财政时所要做的未雨绸缪式的准备。其二，那些已经告别科技前沿的老科学家，他们既有知识、经验又有闲暇时间，完全可以发挥知识的余热；第三，改变当下扭曲的承认与收益不对称现象，加快扶持与培养一批专业的科普人才，这也是改变科普困境的治本之策。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否定科普的重要性，但是也没有人喜欢去做科普，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纠结的场面：宏观上很重要的事情，在微观层面却无人问津。因此，解决科普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科普的公共重要性以制度安排形式分解到科学共同体内的相关个体成员身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搞清楚：科学家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做科普工作？
科学家之所以不愿意做科普，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的科技评价体系重视科技共同体的内部承认，无形中把研究活动分为高级与低级，从事科研被看做是高级科研活动，相反，那些把已有研究成果向社会成功推广并被社会所承认看做是低级科研活动，因此，大多处于科研活跃期的科学家不能忍受这种选择带来的机会成本以及同行的蔑视，故而放弃做科普这种无用功；其二，科研活动是一种工作，科普活动也是一种工作，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两者之间在收益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故而没有人愿意作这种赔本的买卖。第三，高质量的科普工作也是需要较高知识准入门槛的，不是谁都能做的。
那么如何解决优质科普作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呢？答案显而易见：增加科普作品的生产规模。但这里要警惕一种降低科普门槛的思路。曾有学者提议：科普“脱困”不妨多点众创思维。对此，笔者是坚决不同意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用众创思维去做科普，虽然能短期内解决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但面临一个更难处理的质量问题。由于参与众创的“草根”们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做出来的科普作品质量谁来把关？而且一些错误观念一旦散播出去，很难清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宁愿高质量的科普作品少一些，也不愿看见那些漏洞百出、错误频发的劣质科普作品危害社会。因此，科普作品必须由专业科技工作者来完成，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没有歧视的意思，这是专业精神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对于社会的责任。
笔者以前曾撰文指出，科普的生产只要解决承认与收益的不对称现象，科普内容供给短缺的矛盾很容易解决。毕竟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科技队伍，只要调动起积极性，这不是难题。现在需要说一下科普结构链条中的最后环节：作为消费者的公众。每当看到公众被江湖骗子、邪教蒙蔽，造成财产损失以及人身伤害，所有人都深感惋惜，抛开骗子们狡猾之外，公众也需要检讨自己并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正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提升知识储备、认知眼界与判断力，总是幻想捷径，因此，很容易成为骗子们的猎取对象。为了防止被欺骗，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努力从正规渠道获取问题的解决之策，这才是最基本的防范措施。哲学家康德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说：人必须提高自己，这是人对自己的不完全义务。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提高自己，通过各种正规渠道获取知识，而不是妄想奇迹与捷径，那么就相当于提高了自身的免疫力，同时，这些努力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坡度。文明是一种公共资源，它的积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而不能只享受文明，而不为文明贡献自己的才智。文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福祉，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文明失去了，所有的人都将是受害者，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一个社会如果充斥着各种邪教以及各类江湖大师风起云涌，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愚昧落后的，由于挤出效应，文明很快就会撤出，最终沦落为蛮荒之地。现在的研究早已证明，越是文明的地方，越容易接纳文明，从而带来普遍的繁荣和幸福，反之亦然。利用科普的力量提升社会的免疫力，培育文明，然后再用文明赶走骗子，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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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跋】前几天应樊老师之邀，聊点科普话题，恰好前段时间写过一个，趁着注意力没有转移就再说几句，刚看到文章已经发到《文汇报》2015-7-31教育栏目，合作愉快，是为记！接下来一段时间上网不是很方便，先为小店进点货。当远方已经失去召唤，行走的意义就弱了很多！
祝各位朋友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