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行管131班 10133063 王超
很早就听说了冯友兰先生的大作《中国哲学简史》，但真正让我开始读这本书是源于曹锦清教授在一场讲座后的推荐。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全面介绍了中国各派哲学理论，先是讲了先秦诸子中的儒、墨、道、名、阴阳和法家，然后以儒家的发展为主线，中间有道家的复兴，产生新道家，也有儒家的复兴，产生新儒家，以及佛家的发展。同时也谈论到了西方哲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现在很多外国人都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但真正了解中国的就会明白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正如冯老所说：“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冯老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哲学提供了一条比宗教更为直接的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既然人们可以直接获取，那就没必要再通过祈祷、礼拜之类复杂的途径获取。但哲学代宗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宗教本身作为一种文明不会轻易的消亡，而且宗教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中国哲学家认为一个人能够有的最高的成就就是成为圣人，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但是如果人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同一，是不是就需要离开社会，或者甚至必须否定“生”？有一些哲学家是这么认为的，这些被称作是出世的哲学，另一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注重社会中的人伦事物，这些就是入世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但是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但是并不是取消这些反命题。中国的哲学认为圣人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中国圣人的人格是所谓的“内圣外王”，就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其中“内圣”是指他修养的成就来说的，“外王”是从他在社会上的功用来说的。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中国哲学讲究“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我认为中国哲学里这种“内圣外王”的思想是用于劝诫当权者，而不是由一个已经达到“内圣外王”的人来担任政治领袖。圣人的外王追求使施仁政成为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与期待，但现实是当政者往往不能施仁政，所以违背民意的行为总是会出现。中国哲学中“外王”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圣人的要求，若是执掌政权的人，虽不是圣人，也能具有“外王”的意识，能真正地为自己的百姓做些事情而不只是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如果当今官员能够践行“内圣外王”，我想就会少一点贪污腐败，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实事，整个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另外，我想谈一下“反者道之动”理论，这是儒家和道家都支持的理论。这个理论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冯老在书中提到：“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中华民族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黎明即将到来”这句话里。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依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赞成。“务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我认为中庸之道在于中正平和，不走极端。在复杂的政治中处理人际关系和各方利益时，最需要的也就是调和、妥协、折中，不偏不倚，保持平衡。如果不能保持平衡，就会跌下来，就会栽跟头，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挫折。如果明白这些道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官员宁愿碌碌无为也不愿意出风头，只求明哲保身。同样的，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当代的改革为什么要一步一步的来，要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
最后，我想谈一下“王”道和“霸”道。按孟子和后来儒家的说法，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后来的中国政治哲学家也一直坚持王霸的区别，比如说，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他代表着人民的自由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是靠恐怖和暴力。孟子认为“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就是说，统治者不仅要为人民提供好的经济基础，还要使每个人都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理。正如冯老在书中所言：“圣王的王道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这意味着他的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中国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要给全体国民创造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大力发展教育，加强文化建设，就是使人民获得高度的文化。只有这样，政权才能巩固，国家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因为孟子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行王道，否则就会有被人民推翻的危险。因为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执政者只有顺应民意，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